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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越接近任期终端，官员信号显示的剩余时间越少，显示的压力越大；而风险偏好型决策的负外部性就越有可能落在任期终点之外，因之引发公众启动惩罚性策略的概率就越小。源于日趋增强的贴现效应, 环评场域中“合作”的声誉即使建立，从中获取收益回报的时间很短暂，相对行政场域中附着于长期博弈的更大收入流，合作策略的投资回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循此，官员积累行政场域“能干”/“合作”之声誉资本的激励就越强，而积累环评场域“良好公共物品提供者”之声誉资本的激励却越弱；相应地，为尽可能降低信号显示的个体成本，策略选择偏离 “有效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甚至会产生双重博弈下的“59岁现象”——官员为应对信号显示的时效性压力，于公众参与制度运作中产生的机会主义冲动最大化。
激励兼容理论指出，要实现制度的行为导向功能，就必须使其欲求的行为选择之收益大于其他选择引致的收益。 确保公众参与有效运转的决定性因素是官员具有充分的激励对跨期环境利益进行全面的计算和考量，他必须象“负责一个永续存在的社会的计划者” 一样具有较低的贴现率，未来环境收益必须在其效用函数中占有恰当的、足以胜过其他竞争性效用的权重，如此方能借助激励兼容条件的满足为环境风险外部筛选机制——公众参与制度从“纸法”到“活法”提供充足的动力；但是在本文提出的双重博弈分析框架下，即便官员声称将选择“有效参与”，在加进行政场域GDP依赖型的晋升激励后，基于不同策略的收益——成本比较，他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将之付诸实施，该策略也不可能出现在可观察的实际博弈路径上，其连同上级部门的GDP依赖型考核策略构成的均衡就从子博弈精炼均衡的确定过程当中被“精炼”（refined）掉了，常为环境法学界称道的提高决策效率等制度收益也缩减为一种弱激励安排；而“虚假参与”则成为占优策略处于启用状态，并与上级的考核选择构成可观察路径上的均衡格局。
如果官员总是根据前一期的行动报酬来决定下一步的策略选择，且后续策略报酬又进一步证实、强化了基于前期博弈形成的信念 ，只要双重博弈下“虚假参与”与晋升回报间的共生关系成为官员预期收敛点，那么该策略将与GDP考核选择结成相当牢固的自我强化机制。即使极具环境风险意识的官员在其强大的认知资本的支持下一度对之有所偏离，来自双重博弈的损益对比经验也将促使其重新审视既有选择是否最优。不管是“完备理性人”还是“有限理性人”，长期博弈下往往导致“落后于人”/“靠边站”的负向体验终将促之回归与既有考核策略相匹配的路径上去。因为，“在长期看来，最有效的策略将居于主导地位，而其它策略将最终会被竞争淘汰”。
三、机会主义的微妙形式：信息异化
在公众约束公权力之渠道日渐增多和畅通的今天，对公众参与制度中的显性条款——比如纯粹程序性的信息发布、意见听取或其他以低成本即可为公众察知履行与否的义务规定——公然违反是不经济的。这时，“虚假参与”策略支配下的机会主义“通常更多地采取微妙、狡猾的欺骗形式——更为一般地说，机会主义是与信息不完全、信息披露的曲解有关。尤其是与误导、使人模糊或制造混乱等故意行为有关”。 由于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制度启动的基础环节，更重要的是“有效的参与者应当是对拟议对象有充分了解，并对可能与决策者进行交流作了充分准备的参与者”， 环评信息能否真实、准确、及时披露将成为公众有效参与环评的先决性条件，那么，在当下的公众参与制度运作的过程中，如果以行政官员为核心的、具有信息比较优势的义务主体一方能够通过难以为外界证实的环评信息之裁剪、曲解来使得公众参与制度的基础性机制“空心化”，就可以成功地隐瞒于拟议对象不利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规避公众参与制度的后续义务。鉴于信息对实现有效参与的极端重要性和发布过程中的高度不确定性，以下将以信息公开为透视点，考察“虚假参与”策略引发的制度异化现象。
（一）基于分工的信息异化
按照共享程度的高低，信息可分为专业型（specific information）和常识型（common information）两类。所谓专业信息，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定义、方法、对其正确解码必须具备达致临界点的知识存量和相关参照系、共享程度较低（通常只限于特定群体）的信息， 由是观之，环评信息当属前者。作为以环境科学原理为基础、综合多学科分析工具对环境风险进行甄别和预防的系统机制，环评信息具有浓厚的技术特色，专业色彩非常突出。就规划来看，环评内容包括区域环境因子分析、周边地区自然社会环境与污染现状分析、规划中的产业概况分析以及污染前景或生态破坏预测等多个维度；就建设项目来看，则包括涵盖能源供应、工艺流程、操作规程的工程概况分析、项目经济收益预测、既有污染源现状分析和项目未来污染源分析等等。无论是规划评价还是项目评价，其业务知识既涉及大气、水、土壤等基本环境要素原理，以及污染形成、迁移、转化、扩散的一般机理，又涉及特定区域气象、地理、水文、生态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知识，更涉及到环评专用的符号、导则、指南及抽样、分析、试验规程等等；其研究工具囊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多类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 所以，环境学界称之为“基于专业分工的系统工程”是不为过的。
对于环评信息接受者——公众一方来说，专业分工条件约束下的个体知识接受机制导致很可能其在应对环评信息浓重的技术特征时处于比较劣势地位。能否对环评信息正确解码，关键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熟悉程度”， 而熟悉程度又是由个体信息存量和信息结构决定的。从纵向发展来看，在分工程度日益加深的现代社会，“每个人知道越来越多关于越来越小的事情”； 但从横向发展来看，专业化已经成了重要的无知之源，甚至“在很大的人类知识领域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傻瓜”， 所以，任何个体的信息结构都不是全涉性的，必定对包括环评在内的某些场域的知识存在认知盲点。同时，鉴于专业环评信息的进入壁垒，普通公众亦很难仅仅凭借一般的社会体验、分散式的零星阅读就能弥补其认知盲点；即使公众一方为缩小与环评职业群体之间的信息鸿沟而有意识扩充原有信息集合的边界，其预期绩效的实现亦非常需要时间的专门性投入甚至是倾斜性配置（专业NGO尚需集中学习如何参与环评）。 随着各类职业活动集约化程度加强，公众也越来越难以从中抽身去从事其他时间密集型活动， 因此，机会成本增大使普通公众很难有足够的激励把日显稀缺的时间资源配置到对环评信息解码的时间密集型准备学习中去，更何况其效果还受到学习者知识存量、既有学科背景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人文学科背景就较难理解关涉诸多自然科学知识的环评信息）。
这样一来，环评信息的专业化特质和普通公众囿于社会分工的信息结构就决定了以官员为主导的发布方在信息流动过程中控制了关键信息通道（access）,该方可以据此优势地位，很便利地利用专业技术术语模糊拟议对象的情境特征，控制待发布信息的数量、质量和传播方向等多个维度，通过信息的裁剪、筛选或包装，使拟议对象内含的环境风险得到难以为外部人所体察的巧妙屏蔽。其中，特别常见的是信息公开中的“数字游戏”。经实验证明，非专业人员对以不同方式描述的环境风险的敏感差异程度是巨大的——人们对某种化学物质10-6和10-9致病率的差异不敏感，而对两种致病率相差1000倍的提法却反应敏感， 这时，发布方选择第一种而非第二种方式来标示拟议对象及其替代方案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就可以使二者在环境安全上看起来“差别不大”。如果拟议对象在其他维度具有比较突出的相对优势，那么安全性更好的替代方案将有可能无法在公众的评议中胜出。即使是目前较为看好的模拟技术，亦存在“模拟真实性”问题——模拟专家可以凭藉观测站、模拟介质（图画、照片或模型）、尺度、视野等等来决定“模拟究竟是比建设项目好还是坏”，象“故意增加一些浮华的汽车和穿着讲究的人群，以此来表现一个富有魅力的外观，并利用太阳光和蓝天来突出视觉的清晰和舒适”等即是常用手法，以致于不少环境学者认定“描述许多项目所精心设计且花费较高的透视图往往从显示项目最大优点而把它对周围的环境影响最小化的视角出发的”。 在专业术语、计算公式和数量推导的运用下，发布者不难获取公众在专业分工及相应信息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对之建立的信任，使后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遵从知识专家们的权威”， 形成事实上的知识支配范型。如此，本该充分体现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实现相关方交流、分享环评信息的民主参与程序，很容易蜕变为仅仅是为拟议对象完成正当化论证的形式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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