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发达，互联网上面传达的民意也慢慢受到了重视。假如我们只有互联网或者是民间的通讯工具这样一些相对分散的，不成体制的方式，是不是远远不够、甚至说明恰恰是正规体制的不完善？
　　贺卫方：当然，互联网这种民意的显示机制是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过这种比较直接能够显示民意的途径。现在我觉得它至少是一个最接近于直接民意现实的重要途径。
　　但是互联网也有互联网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民意只是来自社会的部分成员。可以说直到今天能够上网的人仍然是社会中的少部分成员。你很难想象，穷乡僻壤的农民也上网，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上网。所以网上的民意不一定真正代表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真实感受。你要深入地了解所有社会成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仅仅通过互联网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也许可以说没有一种模式是完美的。但是互联网有它的缺陷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
　　第二个方面，媒体类型现在呈现出不合理的两极化。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承载了这么大的显示民意的功能。大家平常都还是看传统的报纸。英国人看《卫报》，德国人看《明镜》，美国人看《纽约时报》，他们觉得这已经显示了不同的观点，而且是比较规范和成熟的，只有在我们这儿，大家这么多地依赖互联网，觉得互联网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情绪的宣泄。所以有时候在我看来不是一种健全的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南都周刊：当恰当的渠道和途径不够畅通的时候，互联网等诸种民间形式的优势体现到了极致，但是也出现了您所说的这种种弊端和局限。
　　贺卫方：是的，我们的社会在面对公共事件、某种社会危机的时候，需要有一种大致上被认为在程序上是非常正当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单靠互联网等民间途径，它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甚至由于正当途径受阻而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消极和不够理性的。比如说，按照目前的司法模式，很多案件在网上引起大量争议，是由于人们不相信它的结果是公正的，这个时候就容易表现得情绪化。我们必须要采取一种更加被社会成员认可、更加透明、公正的程序来化解危机、解决问题。
　　比如说黄静事件，人们会不会相信，湘潭市的公安部门甚至法院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公正的。有时候就难免瓜田李下的效应。河北省的聂树斌案件也是前年报道出来的被认为是误判死刑的案件，最终得出结论的，居然还是河北省当地的有关部门。所有这些案例，都凸现了目前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的重大缺陷。这种欠缺，最终还是应当由这个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而不是靠互联网，靠民意，靠群情激奋来解决，毕竟被披露出来的，并且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事情的公正解决，需要依赖牢固、正当的途径和体制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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