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证据制度。人证物证为法庭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在姚案中充分体现了这点。在初步确定开庭日期后，伍廷芳为确保案件的及时公正审理，特派人到案发地调查取证，向时任江北都督的蒋雁行询问详情，并指出若有相关证据及证人证言可供采用者，立刻告知或通知来沪，以备审判时传呼到堂指证。而针对陈其美始终对外国律师辩护和外国人作证不能释然的心态，伍明确指出：律师行辩护权，证人行作证之权，证人到庭为人指明其事，回答所提出的问题，都无关乎主权或崇洋媚外之说，哪有证人肯出庭作证，裁判所却置之不理的情况呢？
4.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主要体现在附加罚金中，裁判所对姚荣泽判处罚金共5000两，其中4000两作为周、阮两家的抚恤金，以示对被害人及家属的补偿，与现今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类似的价值理念。
此外，还涉及审判公开、公诉案件不得和解撤诉等，因在前文中已有所论及，不再赘述。
（五）特赦令及其适用
首先是大赦令的效力问题。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为争取民心，发布大赦令：“凡自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十日以前，我国民不幸而罹于罪者，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15) 对此大赦令的效力，江宁地方检察厅和蔡寅等都曾向伍廷芳质疑过，伍答复说，依《临时约法》第四十条，民国总统有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之权，但大赦须经参议院同意。事后，该大赦令以参议院的追认通过而最终获得效力。
其次是特赦令的适用。姚案作为重大人命案，自然不能适用大赦令，所以部分陪审员和承审官在旧势力的压力下同意对姚荣泽恩减，拟向大总统请求赦罪，袁世凯看在姚荣泽杀戮革命党的功劳上，自然是一笔照准。1912年4月13日，袁世凯下令特赦姚荣泽(16)，免其一死。其实，所谓的被告人最后五分钟陈述，承审官和陪审员的同情，以及“恩施轻减”的理由，多少有些牵强附会。姚案的最终改判是民初尖锐复杂斗争形势的真实反映。
再次是姚案的具体处刑问题。这里既有法律问题，也有承审员的观念问题及复杂形势(17)。依《大清新刑律》，死刑减等治罪，理应定为“终身禁锢之罪”，却竟然改处监禁十年，真是轻减，陈其美、柳亚子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来的结果一下子付诸东流了，难怪柳亚子无奈地说：“我们几个书呆子，又中什么用呢？”
五、对案件的反思
由上可见，严格遵循西式审判方式行事的姚案，却有着非公正的审理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也让时人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和文明审判产生怀疑。对此，应该客观地来看待。
姚案之犯罪事实清楚，其争执点不在于案情虚实与否，而在于“权大”还是“法大”，在于是否严格按照司法独立和文明审判原则来断案。对此，伍廷芳是极为看重的，他费尽心力组织临时裁判所，而对开庭后的具体审问和定罪判刑，始终没有过问，似乎只要做到这些，就足以实现其理想法治的模式，至于审理结果是否与事实相符，是否体现罪刑相适应，他关心不多，盖其深受英国法“程序先于权利”的影响。正是由于他过于囿于司法独立的形式主义，过于坚持司法行政和司法裁判的截然分开，尤其在民初那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片面拘泥于其中，为追求形式的程序正义，却忽视了法律的实质公正，这在时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姚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法庭准备改判，征询其意见时，他却以辞去司法总长为由，不置可否，最终使凶手逍遥法外，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谴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