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8日，胡适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他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5年4月25日，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胡适、董必武、张君励、王宠惠、魏道明、施肇基等一批具有外交影响的知名人士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期间，胡适向董必武提出他的“无为”政治主张，建议共产党做国民党以外的第二大党，成为参政党。这也反映了胡适自由主义与中国政治实际相脱离的一面！胡适自由主义在国共两党的夹缝间生存，预示着胡适自由主义必将走向“癌变”！
　　二、自由主义的“癌变”：胡适的无地自由
　　“宁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此诗原本指代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其实也影射出胡适自由主义的悲哀，——在一个无地自由的年代，胡适的自由主义终究走向了“癌变”！行文至此，不自禁的一种怆然感涌入心底，——谁人又能不为自由主义而悲哀？！
　　（一）自由主义的“疲软”：国共内战时期的自由言论
　　“应怜自由多磨难，东风无力百花残！”1946年7月胡适回到北平，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个不合时宜的北大校长。1946年11月胡适出席“国民大会”。 1947年胡适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中说：“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合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1947年3月，蒋介石拉胡适加入国府委员会，出任考试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表示在野帮助政府。该年5月，胡适在北平组织“独立时论社”。12月，蒋介石欲拉胡适出任行政院院长或竞选总统。1948年3月，胡适出席“行宪国大”，同意蒋介石的决定，做总统候选人。4月，因国民党中常委大多数人反对，胡适参加总统竞选之事未成。同月，《独立时论集》出版。“1948年8月初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自由主义》的长篇广播，……此后他在南京讲《自由与进步》(9月27日)、在武昌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5日)、在杭州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20日)、在台湾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1949年3月27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幻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在中国建立起他梦寐以求的美英式的自由政治体制。” [41]这里着重要提及的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一文。其文曰：“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随后他笔锋一转，指出，“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行文至最后，他指出，“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唯一基础。”文章最后，胡适得出结论，“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 [42]胡适的自由主义是英美式的，是表里如一、自始至终的，但时局为国共内战、风雨飘摇，因而，那时的胡适自由主义又是疲软无力的！
　　历史的车轮终于走到了十字路口；胡适面临何去何从的自由主义抉择！1948年11月，蒋介石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院长，胡适不就。12月，胡适乘蒋介石派的专机离开北平，到达南京。12月13日胡适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14日给北大同仁留言：“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筹备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他痛感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惟有“希望北大能够完全渡过这一难关。”说话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会场一片凄然。这天正是他57周岁生日。1949年4月6日胡适离开大陆，自上海坐海轮赴美。对此，李泽厚先生曾质疑：“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有学者加以分析指出，“和极权体制相反的当然是民主体制。可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来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体制，而是一个在现实土壤中尚待形成的体制。因此，胡适与其说是选择民主，毋宁说是选择有可能走向民主的体制土壤。比较而言，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体制，是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的一个‘威权体制’。它尽管也是独裁的，但比之极权，它的权力有相当的限制。……这就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之难，它不是在‘民主’与‘极权’之间选择，而是在‘威权’与‘极权’之间选择。胡适斥极权而择威权，并非对它认同，而是一种基于‘宽容’的考量。这里的宽容不是别的，是一种制度空间，或者说，宽容就在于空间。” [43]胡适自由主义终成“癌变”，——在一个无地自由的情形下，选择了容忍的自由！别了，胡适；别了，自由主义的梦！
　　（二）自由主义的“暮年”：《自由中国》的幻灭
　　胡适1949年4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在此前后，他和雷震等人商议出版《自由中国》杂志。该杂志1949年11月在台北出版，胡适任发行人。直至1960年被查封为止，《自由中国》杂志一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舆论阵地与精神堡垒！
　　1949年4月胡适赴美从事国民外交，并写成《＜自由中国＞的宗旨》。该文后发表在11月20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上：“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二、我们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展他的势力范围。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此时，《自由中国》完全成为一场迷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的言论倾向于为蒋氏政权辩护，反对大陆政权，很难真正体现自由主义的不偏不倚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自由中国》杂志很难真正与台湾政府当局相安无事，事实证明《自由中国》在中后期又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针砭台湾时政，触动蒋氏政权的政治利益，因而，《自由中国》难自由，——终究是自由主义者的一场幻象迷离的梦！
　　1951年8月，胡适致信雷震，提出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衔，以示对台湾当局压制《自由中国》的抗议！1953年2月，胡适正式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衔。1955年4月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七期上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文。该文指出，“范文正《灵鸟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他进而指出，“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44] 此文凸显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言论自由色彩！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70岁生日。他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婉拒祝寿贡献建议”的花招，并令“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以“总统府”的名义下发到各机关团体。1956年10月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大触蒋家父子之大忌，被蒋经国视为“毒素思想”！他述说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是艾氏就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后，同意该校的副校长的建议，每天约各院系的负责人3人来谈。但他见了十几个人就感到很累，得知需要见面汇报的有63人后大叫道：“天啦，太多了，太多了！你知道，我过去做盟军统帅时，只接见我直接指挥的3个将领，其他的就由他们管，我完全信任他们。如果63人个个来谈，既浪费双方的时间，又有许多是我不懂的，加上我又无法细心听，作用不大。你帮我定的那个日程，是不是取消呢？”副校长觉得艾森豪威尔讲得很有道理，中断了各院系负责人的汇报活动。胡适讲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故事旨在告诉蒋介石：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应将主要时间、精力放在考虑大事方面，不要对下面管得太死、太多、太细，管细管多了反而管不了。要充分信任自己的部下，发挥大家、特别是直接部下的积极性，放手让部下去做事。胡适在文中讲的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个故事是：一次艾氏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白宫总统助理亚丹士突然送一急电给艾森豪威尔批示。亚丹土当时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总统许可，一种是不许可。艾森豪威尔看了后，一时拿不定主意，在两种意见上都签了同意的意见。之后，艾森豪威尔觉得这样不妥，又加上一句话：“请狄查(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罢。”艾森豪威尔批了之后，叫人将急件马上送回白宫，他则在场上继续打球。胡适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蒋：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不懂、不会干的事情，要让那些有智慧、懂行、会干的人去干，“总统”虽然高高在上，并不是圣人，世上的事情不一定样样都懂，样样都会，不能什么事情都过问，都包揽，更不能认为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自己考虑的都对，对手下、别人，要信任、放心。此文足以显示胡适的文人风骨，表现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自由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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