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买田“皆经所部官司申牒”，在唐代是一个必经程序。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在年终时“彼此除附”，即从卖主的土地登记中除去相应的土地数，从买主的土地登记中附加买入的土地数，控制土地的流动，以保证国家地租额不致损失。其实，在这过程中，官府可能还有一个审查程序，即审查出卖者的权利资格。依唐开元《杂令》：“诸家长在（‘在’谓三百里内，非隔阂者），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无质而举者，亦准此）。其有质举、卖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若不相本问，违而与及买者，物即还主，钱没不追。”官府需要查审的，是出卖田宅的行为是否是子孙弟侄在家长的同意下进行的，以及家长是否在可以征求意见的地域范围内。“相本问”，指的是问询家长。 　

　　这一程序，在沿袭了唐令的日本令中也有明显的反映。日本《令义解》卷三《田令》“宅地条”：“凡卖买宅地（谓有舍宅之地也。略举宅地，田园皆同。其卖买仓屋等者，自须证据分明，不可经官司也），皆经所部官司申牒，然后听之。”[5]又同卷《田令》“赁租条”：“……园任赁租及卖，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然后听。”[6]则卖买土地需要告官申牒，卖园宅也须告官申牒，其中既有沿袭唐令之处，也有与唐代不同之处。 　

　　二、田宅卖买的实际情形 　

　　（一）田地卖买 　

　　1.卖地者身份及出卖原因等 　

　　唐代田地卖买，据白居易《杜陵叟》诗云：“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这是诗人笔下的小农在遭遇天灾时的窘迫境况。 　

　　按“薄田一顷余”是口分田以及永业田的全部数量，只相当于宽乡之中一个成年男丁的授田数额，可能是因狭乡授田不足所致；被迫“典桑卖地”交纳官租，“典桑”为出典桑树甚至出典永业田，因唐代自武德《田令》即要求农户永业田“树以榆、桑、枣及所宜之木”，开元《田令》更要求永业田“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则出典桑树只能与永业田有关；“卖地”应是出卖口分田，用以种粮食作物，属于“课农桑”中的“农”。 　

　　唐代农民在遭遇天灾人祸时出卖土地，法律令所设计的五种许卖的条件及用途（包括犯罪），就不能范围。经济的压力既可以是令文中所谓提供丧葬费用、卖出以作住宅之用及进行碾硙与邸店之经营，甚至也可以是作交纳国家之地租之用。那么，唐代契约能反映这种情况吗？ 　

　　只可惜唐代卖地契约没有遗存，但敦煌契约文书中所保留的吐蕃占领时期及五代后梁、后周时期的5件卖地契约，似也能说明唐代情形。因为，在吐蕃统治敦煌初期，也仿唐代均田制推行“计口授田制”，其地也称作“口分地”。入五代之后，敦煌是在唐代、吐蕃均推行计口授田的制度惯性下运行的，其时虽已不再像唐代那样严禁卖买口分地，但卖买双方的身份、土地性质、卖地原因等，当与唐代相差不远。现根据5个契约的情况，列表如下，以显示相关信息，之后再作逐项说明。 　

　　关于卖主身份，5件契约中，《吐蕃末年（八二七年？）敦煌安环清卖地契》、《唐天复九年（九○九年）敦煌安力子卖地契》、《后周显德四年（九五七年）敦煌吴盈顺卖地契》、《后周显德四年（九五七年）敦煌窦飒卖地契》，卖主皆为百姓，契中已明确标出；《九世纪后期（？）敦煌阴国政卖地契》，因有缺简，看不清其身份，但也当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