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规范性不足。调解制度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和人民调解组织条例对调解虽有规定，但其规定基本上属于原则性的规范，而缺乏细致的调解规则，其可操作性程度较低，由此导致了调解缺乏对当事人足够的程序保障，同时也缺乏对调解程序的社会监督机制。其他调解形式，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则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

　　（2）体系性不强。各种调解制度之间未能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因而缺乏内在的关联性。在目前存在的各种调解机制中，法院所进行的诉讼调解和法院外进行的各种社会性调解，并不存在内在的联系和程序的衔接。比如说，人民调解委员会从事调解后，若达成了协议，则其履行完全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性，诉讼对之并无任何的支持之道或救济之途。如未达成协议，当事人则也只能另行诉讼，而无法使诉讼在调解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同样的问题，在诉讼中，只要当事人进入诉讼轨道，就失去了进入诉讼外调解的机会与可能，除非当事人撤回诉讼。诉外调解与诉讼调解之间的壁垒森严，也导致了诉讼调解丧失了任何的效力性和权威性，其结果必然是诉讼外的调解被束之高阁，无法真正地发挥作用。

　　（3）稳定性不够。调解在法院解决纠纷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处在动态的波动之中，有时调解被奉为解决纠纷方式的最佳选择，而备加推崇；有时调解则被认为是一种滞后于时代需要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备受质疑，其制度角色或上或下、或隐或显，而未曾趋于稳定化。过去人民法院解决纠纷，以追求调解率为目标，因此导致了强制性的调解现象，调解成为与判决在本质上等同的制度安排；前不久，我们又过分强调和片面理解自愿原则，使调解制度形同虚设。调解制度的运作似乎就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反复徘徊，而没有寻找到适当的定位。法院的调解制度是如此，其他的调解制度也大抵相似，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制度性的波动。这是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始终未能克服的局限性，也是其未能走向成熟的表现。

　　（4）理念性滞后。调解制度的理念是其灵魂，也是调解制度能否以及是否得到更新的集中表现。我国目前调解制度中体现出的两大理念都是滞后的。一是实质主义的理念或倾向。也就是在调解制度的构建和运作中，过分偏重于实体正义的追求，而相对轻忽了调解制度公正程序的机能和作用。二是功利主义的理念或倾向。也就是说，调解制度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展现，通常以纠纷的暂时化解和形式解决为直接的依归和追求，而未能利用调解制度，推动法治秩序的有效形成；换而言之，在法治秩序的形成机制或路径中，调解制度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毫无疑问，要实现我国调解制度的现代化改造，势必要首先克服上述制度性局限，使之从形式到内容、从载体到精神、从静态到动态，均呈现出现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三、现代调解制度的指标性特征

　　欲构建我国的现代调解制度，一个必须要采取的逻辑步骤便是，从理论上寻绎出现代调解制度的内在性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是据以区别于非现代调解制度的制度品格。这是在理论上首先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制度构建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以现代法治的基本法理为指导，结合现代审判制度的基本要求，参照调解制度较为发达的其他国家的调解制度，可以将理想层面的现代调解制度的指标性特征刻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