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投资者的本质特征就是其未被记载于工商登记中，但其在公司内部则有可能是一种在事实上得到“认可”的投资主体。“认可”的表现形态在公司实务中比较繁杂，较为典型的有股东名册的明确记载、直接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从公司直接享有投资利益分配权、构成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存在内部投资协议或安排、其他股东及公司本身对其投资法律关系完全明知或推定其应当明知以及公司对隐名投资者已经形成默认等。应当说，此类情形下的“显名化”权利即股东身份权最易被确认和实现。只要投资者主张此种权利则公司负有完善登记的义务，从而将其确认为完整意义上的“股东”。当公司拒绝履行其登记义务的，隐名投资者有权诉诸司法途径寻求确认。

　　本案中，张振林主张与百东公司之间具有投资性质的法律关系应该说在证据方面是比较充分的。因为张振林不但有实际出资事实，而且长期以百东公司股东的身份在公司内部参与经营活动，百东公司的显名股东不仅完全明知这一情形，而且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授权其经营公司，并且在有关股东会决议中为其本人的股权利益分配作了明确的协议安排。因此，这种股东身份的确定性是无可置疑的，故本案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第二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其将完整意义上的原始股东的产生方式作为确认股东身份的实质性要件，忽视了“出资”的意思表示及具有实际出资行为才是股东身份及股权产生的根本条件，从而以投资者不具备股东的形式要件而反推其不具备股东的实质性要件，这显然是以形式否定实质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其实，从诉讼逻辑的角度而言亦可看出第二种观点的荒谬性。试想，如果所有的股权确认纠纷中均有如此完备的形式与实质要件的话，还有诉诸司法确认的必要吗？正是由于投资者主张其具备股东实质性条件而欠缺股东身份的形式要件，故而才构成股东身份确认纠纷的根源。

　　本案更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张振林本人不但有原始股权的存在，而且对其公司内部股权尚有受让行为，如果否认其股东身份的合法性与确定性，则无异于否认了百东公司的内部股权流转效力及有关股东会决议。

　　在股权流转中，公司应尊重股东对流转行为的决定权。当受让人就其股权受让的法律事实向公司发出通知时，公司自收到该通知起负有在合理的期限内履行内外登记的义务。公司不履行该义务的，并不影响股权本身的流转与受让效力，包括不影响出让人以交付股权凭证的方式对股权实施的交付效力。同时，流转双方对股权流转行为的撤销、解除或主张效力瑕疵等均应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得以公司不履行各项登记义务而作为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合同撤消、解除或无效的依据。股权内部流转合同效力与股权继受的基本关系应当是，在不具有法定无效的情形下当股权流转合同生效时则股权的继受效力随即产生。公司对该流转结果所应进行的内部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是其义务而不是权利，是其履行保护新旧股东权益所必须完成的义务，一旦其拒绝履行该义务，则股权的出让方及受让方有权单独或合并对公司主张权利，要求公司完成登记义务。因此，要求公司履行内外登记义务是对股东处分权给予充分尊重的结果，并不是公司行使审查权、确认权或承认权等权利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