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私系的社会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然而，于法治来说，私不仅意味法治的前提理念——私文化，也意味着法治必须保障我们的“私”，私权、私利益，并由此维系社会秩序。

　　三、“礼”出的法治情怀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3]在费老看来，我们所说的人治在中国更多体现为一种礼治。我们必须做简单说明的是，将法治对应为人治应该是一种误解，确切地说法治对应的应该是权治，以权力为核心的治理。而人治往往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治理，如柏拉图的哲学家王国。具有各种能力以及品德的优秀人才的治理，不管在什么样的治理环境下，都是我们所希望的，法治也需要人才的支撑。当然这里所讲的是单纯的优秀之人治理，而非完全以某人的意志去独裁行事，这种人治就已经转变为权治。

　　礼治作为人治的一种典型代表，并不是像有些人所强调的那样是法治的天敌。而是我们在治理道路上的某些尝试，成功失败与否，都为我们的法治建设提供某些经验教训。礼作为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他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法。尽管我们有很多理由去分辨礼和法的区别，但若从人们遵守的情况来看，礼或许更优于法，而且更具有效力、信服力。当然传统社会中的礼治具有浓厚的权治色彩，然而“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甚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中维持这种秩序。”[4]

　　因此，一方面，礼治代表的是一种法治倾向，以人们公认的社会规范的方式进行治理。另一方面，礼作为传统代表的是一种本土性，尽管以现代法治的角度去看待它，有不少不假思索就需要去掉的东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已经隐含着法治的土壤，隐含着我们实现法治所需要解决的某些根本观念问题。或许我们需要抛弃，然而某些本质的东西，也是法治应有吸纳的一种情怀——尊重社会、尊重历史、尊重我们已有的礼。

　　礼，作为社会规范，不仅具有法律的惩罚功能，违反礼的人会受到我们的制裁，需要我们去维护礼的权力、权威。而且，通过实际的维护暗示我们应该尊重礼、尊重我们自身的法律。然而礼的亲情、温情，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它更切实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法治情怀——一份礼的关怀。或许“情理法”、“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中国社会，我们很难真正将其中的礼所抛弃，作为现有道德如此，法治何尝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