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下面要来分析第二点，两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我们刚才讲了第一点就是两种非常政治，一种是立宪政治，一种是紧急状态政治。第二点，我们看到的两种社会控制模式，一种控制模式是综合治理模式，其极端化就是和谐稳定模式。还有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就是宪政治理模式，也就是法治模式。和谐稳定模式在09年逐渐的趋于成熟了，它的三个核心规则首先是镇压优先。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保持高压态势，所谓严打作为核心经验，可以看到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镇压优先。第二条规则是适度让步。像中纪委的反腐败，吸纳农民工进工会等等；那么第三条规则是在失控的情况底下，会采取残酷性和投机性相结合的方式来度过危机。所以，和谐稳定模式的三个核心特征，第一个是镇压优先，第二个是适度让步，第三个是残酷性和投机性交替运用。

　　紧急状态的政治和立宪政治的角逐是理解09年乃至未来整个中国的变局的精髓和关键。但是，我们注意到紧急状态的政治和和谐稳定模式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后面我们分析到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

　　二、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和现实危险

　　首先来看和谐稳定模式的危机。第一点，它对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以及官民矛盾从根本上是忽视的。我们分析整个09年中国的社会危机的关键在于经济和政治的矛盾。3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遭遇到整个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模式的危机。从政治上的权力结构分析，政治维威权经济自由的双轨无法持续。另外一点，由于这30年的发展，使得官民矛盾不断深化，使得整个社会结构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些矛盾也在不断深化。我认为这两种矛盾：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以及官民矛盾，事实上是中国全局性危机的根本所在。对于这两个矛盾的忽视，使得中共虽然认识到群体性事件高发，矛盾焦点集中，但是由于缺乏对化解矛盾的整个结构性的变革的考虑，无论是经济结构的变革还是政治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稳定模式不能化解中国社会的这两层矛盾。

　　第二点，综合治理实际上与中国政治的现代性过程是相矛盾的。也就是说用韦伯的命题，现代化就是理性化，那么中国政治转变的前景实际上是理性化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综合治理模式和宪政治理模式有重要的区别。综合治理模式的基础实际上是法律意志论，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种法律意志论在当下转变为法律工具论，这种法律工具论背后反映的还是意志论，不过这种意志论的实质是服从于人的意志的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