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律，不恐惧

许章润

　　任何个体，不论先前是何等人物，一旦进入司法程序，面对以国家为后盾的强大公权，必定顿成弱势。权力恒具扩张势能，总是以绩效为鹄的，同样存在着滥用与暴政的可能，早已为历史所一再证明。虽政体不同，权力本性则一，无庸讳言。因此，如何避免以强凌弱，既防范不良从业者上下其手，以逞私欲，同时又规训权力恪尽其责，不出位格，于各方大致平衡中提供法律公正，便是现代法制念兹在兹的制度预期，而落实为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表征的是对于人性的深深怵惕和政制的政治德性。

　　程序正义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是一道重要防线，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屏障。世态纷纭，案情诡谲，利益当前，公婆各据其理，只有大家一同诉诸程序正义，才能进而有望达成实质正义。否则，各凭肌肉说话，人间岂非丛林。也就因此，诸如无罪推定原则、有利被告原则、辩护制度、回避制度和控辩平衡原则等各项程序安排，应运而生，志在落实程序正义，进而追求实质正义。

　　依据已经披露的有限案情来看，李庄依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而警方派员监视与录像，已然违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的法律规定在先（《律师法》第33条）；根据污点证人的检举，迅即将正在履职的辩护律师“逮捕归案”，曾经的“对家”作为公权力出场，违反了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不免让人联想到“报复性执法”或者“杀鸡儆猴”的譬喻。在此之前，虽然难言一士之谔谔，但是，从此之后，却必然导致全体之诺诺，当不难想见。举世浮想联翩之余，程序正义隳矣！——没准哪一天，这一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遂成为普遍的担忧。

　　其他种种，如媒体披露的“公、检、法、司”联合办案云云，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阅卷、查证权利频频受阻等等，倘若属实，不仅是对于控辩平衡原则的公然违犯，而且将30年法制建设梦寐以求的“第三方执法”的美好愿景弃如敝屣，无论法律正义，还是政治正义，抑或就所谓的“群众影响”观之，实在均为得不偿失。纵便“打黑”，也不能付出毁弃根本价值的制度代价，其理甚明。否则，可逞一时之快，难言长治而久安。

　　本来，立法设置辩护律师一职，类似于现代民主体制准允“国王忠诚的反对者”的存在，就在于希望藉此形成一种司法民主格局。在此格局下，律师作为合法的代言人，据法按例，揆情究理，竭尽所能，找出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事实，从轻或者减轻的理据，依法保障其当享有的基本权益，尤其是程序性的诉讼权利。这是立法赋予律师的应然职责，也是司法应予保障的权利。经此抗衡，促使控方做足功课，防范制度作恶，力争不枉不纵，其实是控辩双方的共同愿景。当下中国，刑案辩护胜诉率约在5％，表明至少有5％的案件因为律师的“在场”，而避免了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