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立法、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涉及到网络监管、信息安全、电子商务、市场准入、域名注册、网络著作权等各个方面。诚然，这些立法和规定在我国处理相关网络问题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同时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第一，过分强化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而漠视相关网络主体权利的保护。这一点可以从以上众多网络立法的目的中明显看出来。较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
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规定有两方面的立法目的：其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其二是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促进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按照宪法学和立法学的基本原理，作为目前我国有关网络方面法律效力最高的这个决定，其立法目的应该被所有的法规和规章所全面遵循，但奇怪的是，在其后颁布的各类法规和规章都不约而同纷纷只强调规范秩序、维护安全，而忽视各网络主体的权利保护。 不仅如此，这些立法中不但极少规定政府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更普遍限制司法权尤其是限制司法权对政府管制行为的司法审查，这样，当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被政府不当行政行为侵害时，相应的诉诸司法获得救济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第二，立法主体多、层次低，缺乏权威性、系统性和协调性。通过上文所列的我国网络专门立法的目录可以看出，除了《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属于法律之外，其余全部是法规和规章，立法主体多、层次低是显而易见的。据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统计，截至2002年10月，我国共有网络立法：法律一部，行政法规十六部，部门规章八十九部，司法解释十部，地方法规和规章二十八部。甚至还有数量相当膨大的各类通知、通告、制度和政策之类规范性文件。政府管理性法规数量远远大于人大立法，就是在政府立法中行政法规的数量也只占很小的比例，更多的是由各类行政权力主体制定的五花八门的规范性文件，此种现象导致不同位阶的立法冲突、网络立法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便实属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