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剑的人格还体现于直面现实的勇气。他从来不躲避难题，从来不掩盖问题的实质。对待社会是如此，对待自己他也是如此。他在治病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就充分反映了这个特点。虽然晚期癌症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但是他一直不愿意服止疼药，因为他害怕止痛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却容易给自己造成假象，而忽视造成疼痛的病根。他希望自己能好起来，如同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好起来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自欺欺人、讳疾忌医、回避真问题，因而他宁愿忍受剧痛也要让自己清醒地看到真实病情，以便对症下药。这和当前众多官员只图一个表面“和谐”反差何其巨大！如果这个国家的官员只知道把矛盾掩藏起来，把社会问题用GDP增长、奥运奖牌、世博入场率等“政绩”包裹起来，把上访者强行遣送回家甚至关入精神病院，重大敏感的事件不让媒体报道和公众评论……这些做法和只知道打止疼药或麻醉剂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国家又如何能治理好？！

　　定剑对待国家就和对待自己一样，他是真的为了这个国家好，所以他不只是批评制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更是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改善这个国家的制度。如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不畅，犬儒主义盛行，或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昧着自己的良心甘愿充当御用工具；或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事不闻不问，只图个人升官发财；或愤世嫉俗、尖酸刻薄，极尽嘲弄、讽刺、“恶搞”之能事，颇能博得社会大众的喝彩掌声。倒不是说最后这种犬儒主义有什么错，它对于社会不公的批判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舆论环境遏制了实质性批评的情况下，但它毕竟只是犬儒的一种表现而已。只有消极漫骂显然是不够的，它并不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积极的制度建构，也不可能防止它所嘲笑的社会不公重演，因而一阵嬉笑怒骂之后，一切依然故我。难得遇到制度建设的积极努力，则不是心中暗笑其愚顽迂腐，便是悲观厌世、无奈叹息乃至麻痹不仁、无动于衷，因为自私、惰性、懦弱不愿也不敢说一句实话、做一件实事。

　　定剑则偏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者，他的身上处处体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他在政府部门工作那么多年，在社会各界组织了那么多活动，能不知道中国“国情”吗？能不知道制度建设的艰难吗？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他的选择。且不说在平时，即便在和疾病顽强斗争过程中，他仍然不忘忧国忧民，亲自组织和参与了大量活动，外人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癌症晚期病人。今年8月28日，他偕夫人前来北大参加“第二届暑期宪政讲习班”欢送晚宴并致词，亲切勉励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为宪政努力奋斗；9月5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人大代表法修改草案研讨会，系统总结了修改草案的种种问题；10月26-27日，距离他去世不到一个月，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仍然发起了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主题发言，积极倡导拆迁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每次我去看他，他从不流露过任何悲观情绪，对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对天下大事却侃侃而谈，在病重期间仍然表达了对中国宪政前景的深切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