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税收手段。我国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税收手段是非常丰富的，择要枚举如下：第一，在税率调整方面，国家为了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调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为0.1%；[2]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实现引导消费的目标，调高白酒、香烟的消费税税率，等等。此外，国家还调整了一系列的“准税率”，如在增值税领域，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调低为3%，同时，调高出口退税率，以鼓励出口。[3]第二，在税基调整方面，如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调整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目或扣除范围，同时，进行成品油的“费改税”，[4]等等；第三，在税收优惠方面，实施了大量的减免税，如对个人所得税中的储蓄存款利息免税，[5]等等。

　　3.国债手段。国债手段早已成为应对经济波动的重要措施，[6]我国在2007年就决定分期发行1. 55万亿特别国债。此外，在我国实施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有相当部分资金来自国债的发行。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无论是赤字的弥补，[7]还是对内需的拉动，国债手段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4.采购手段。政府的公共采购，直接影响到广大市场主体的利益，以及市场整体的繁荣和复苏。采购手段的运用，不仅关系到微观主体的权益，也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本国经济的发展，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是否可以优先采购国货，[8]采购的规模、比例、数量如何等等，不仅是国内法上的重要问题，甚至还涉及国际经济和法律的协调。[9]

　　5.转支手段。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虽然同为预算支出的重要形式，但其性质、领域等毕竟不同。在危机应对方面，既要有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的政府采购，也要有最终对广大居民的生存和消费产生重要影响的转移支付。因此，国家在社会保障和相关补贴等方面的转移支付，是应对危机、拉动消费的一个重要举措。我国政府已经在社会保障方面投入很多。仅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就提出了拟投入8500亿元的计划。此外，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的提高，以及保障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等方面，都需要国家的大量投入。

　　上述几类手段，都是非常直接的财税手段。其实，其他的许多政策工具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财税手段有关。例如，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提出了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10]这些规划的出台，看似产业政策或规划手段，但其中大量涉及财税手段的支持。即使是货币政策，也需要与财政手段相协调。可见，财税手段对于应对危机确实非常重要。

　　从上述简要列举的各类手段来看，我国应对危机所采行的财税手段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涉及预算、税收等基本手段，也涉及其它的辅助性的手段；既涉及直接的财税手段，也涉及融入其它经济政策中的间接的财税手段。因此，对于各类财税手段的具体运用及其化解危机的重要作用，还需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评价。

　　在强调法定原则的情况下，上述各类财税手段的采行，都离不开法律的确认和保障；上述各类手段的运用过程，同时也是财税法实施的过程。因此，透过上述各类措施的确定和实施，不仅可以看到财税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更能看到其存在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探寻其未来完善的基本路径。

　　三、从危机应对看我国财税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考察上述为应对危机而采行的各类财税手段，可以发现我国财税法制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尽管对此已有人予以关注，但学界和实务界仍需进一步予以梳理和深化。目前，我国财税法制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很多，但下列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一）立法体制问题

　　财税立法体制问题是人们探讨多年的老问题，但也是历久弥新的重要论题，其核心是财税立法权的配置问题。依据严格的法定原则，按照“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的要求，财税立法权应主要由立法机关行使，政府经由法律或立法机关的授权，方可行使部分财税立法权，且不应成为财税立法权最重要的享有者。即使考虑现实的调控需要，以及危机的应对等问题，并因而提倡“动态”的法定原则，也必须注意对政府财税立法权的限定，[11]这样才能使财税法上的法定原则既能保持其合理内核，又能与时俱进；既能够解决经济生活中亟待处理的问题，又能够符合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