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序保障看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

宿迟;黄海涛

　　证据是诉讼的脊梁。我国三大诉讼法中，鉴定是法定的证据种类，而在当前司法实践中，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鉴定经验的不断积累，以鉴定结论为代表的“科学证据”在诉讼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对法官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司法实践中，许多类型案件的解决需要通过鉴定，鉴定结论对案件最后处理具有决定性作用，比如工程造价鉴定对于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伤残鉴定对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及刑事伤害案件、房屋质量鉴定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鉴定日益成为诉讼双方当事人和法官诉讼中注意的焦点。

　　一、现行司法鉴定操作中的问题

　　与司法实践中鉴定蓬勃发展的态势不适应的是，当前我国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对于鉴定规定的条文过于简单概括，许多亟待解决的普遍性的问题没有规范可依，更有一些制度性的问题仍在困扰和阻碍我国鉴定制度的发展。这些问题对司法实践中鉴定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极大的影响了司法鉴定的正当开展，影响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工作的信任，更进一步影响其对相关诉讼过程和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导致反复鉴定、反复申诉、多次重审的不利局面，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一）鉴定机构纷繁复杂，对鉴定机构、鉴定人缺乏统一的监督管理机构和制度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1]之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各自拥有独立的鉴定机构，接受本系统内部和系统外单位、个人的委托，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情况尤其普遍，影响了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鉴定公正性的认同。人大常委会的这一规定实施后，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鉴定机构相继撤销，多数并入了其他学校、社团开办的鉴定机构之中，接受相关司法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但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构仍然独立在此管理系统之外，既不列入司法局的鉴定机构名单，也不列入鉴定人名单，由此在鉴定主体合法性上产生争议，也产生了监督管理上的困难。

　　（二）司法鉴定是否启动由公安、司法机关决定，当事人缺乏表达自身意愿的程序权利

　　在我国诉讼法上，鉴定是帮助公安司法机关查明事实的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鉴定完全定位为公安司法机关侦查、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手段，《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这一条文在刑事诉讼法中被放在“侦查”的篇章之内，属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另外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这些规定在编章体例上即充分反映出诉讼法对鉴定的定位。即使在法院职权化色彩稍弱的民事诉讼法中，该法第72条的规定也是：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或指定的鉴定部门进行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