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将环境民法作为私法的代表，认为环境法兼具公法与私法。环境民法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环境物权，如相邻关系引发的日照、通风、排水等权利；另一是环境侵权，即污染环境所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首先如前所述，虽然民法上的日照权、通风权和排水权等权利的保护客体可视为环境，但这已经不是环境法上的“环境”，因为它不具有公共性，影响的只是特定个人而非公众。其次，环境侵权是以环境为媒介对私主体人身与财产权利的损害，因为还不能归纳为环境法的范畴，尽管其具有间接保护(公共)环境的作用。[15]总之，笔者认为，所谓环境民法只是间接保护环境的法律，而不是环境保护法本身。
【作者简介】
刘三木，单位为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释】参见杨华国：《论环境法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载《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6期；侯佳儒：《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0页。
有学者认为动物福利法与
环境保护法的本质不同，动物福利法是仁慈主义的体现，而
环境保护法是生态主义的体现，因而动物福利法不是
环境保护法的范畴。参见《“环境法治的拷问与省思”研讨会纪要》，载高鸿钧、王明远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1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60页。
如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教授Jacqueline Peel认为，近年来，气候变化议题已经成为科学和政策讨论的前沿话题。气候变化对传统的经济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围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法律规则和原则。气候变化法应成为一个新兴的法律学科。See Jacqueline Pee,l Climate change law:the emergence of a new legal discipline,32MelbourneUniversity Law Review 922 (2008).
参见李国强、李华：《论环境公共规制有效性约束体系的完善》，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6期。
参见刘忠二：《环境法的公共利益的属性和界定条件及范围》，http： //www. yadian. cc/paper/63517/.
唐忠辉：《环境侵权及其救济的法益分析》，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
参见李建良等：《行政法入门》，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4-26页；陈敏：《行政法总论》，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8-40页；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台湾三民书局2002年版，第63-65页。
参见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页；李建良等：《行政法入门》，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第2版，第27-29页；陈敏：《行政法总论》，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3-35页；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2002年第7版，第57-61页。
参见詹姆斯•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马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公民的一般性义务应该在
宪法中规定，而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公民有此义务，如果将此处的义务理解为无论在公法或私法上都应具备的义务，那就有违宪之虞。
参见吕忠梅：《论环境法的本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2002年第7版，第62-63页。
即指“行政权滥用私法体制来规避公法原则的约束”。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2002年第7版，第38页。
日本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即基于此而认为社会法只不过将“公法和私法结合于同一的规定中而已，并不是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另行构成第三区域”。参见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1页。
有许多环境法学者对刚刚颁布的《
侵权责任法》第8章“环境污染责任”颇有微辞，认为没有纳入更多环境保护的内涵。参见吕忠梅：《环境侵权的遗传与变异——论环境侵害的制度演进》，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第1期；徐祥民：《环境污染责任解析——兼谈<
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关系》，载《法学论坛》2010第2期；王世进：《
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3期；张宝、张敏纯：《环境侵权的微观与宏观——以<
侵权责任法>为样本》，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3期。对此，笔者并不赞同。
侵权责任法作为民法，赋予那么多的环境保护任务，会使其“不可承受之重”。其对公共环境保护的作用是间接的，尽管这种保护动力十足(私人利益的激励)，但不是以公共环境保护为直接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