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对于离岸金融市场上的避税问题，各国通常是持比较容忍的态度的；但不同的国家对于这一避税行为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英国的态度最为宽松，而美国则是态度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我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参考多数国家的做法，采取一定程度的容忍态度。说到底，没有法律规避，就没有离岸金融业务，如果监管当局对离岸市场上的避税问题态度过于严厉，乃至于达到或者超过在在岸市场上的程度，就违背了离岸金融业务的初衷，并将妨碍这种业务的良好发展。美国的严厉态度应该是一个特例，因为美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本来就不是为了筹资引资，实际上是为了回流美元，而大量美元的外流原本就是为了规避美国的法律（比如ADR的产生就是出于此类原因），一个为了反规避而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对待避税的态度自然可想而知；更何况，即便是如此，美国对离岸金融市场上避税行为的监控也没有达到在岸市场上的程度。英国过于宽松的态度其实也是一个特例，因为众多被称为“避税港”的虚拟业务型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都是英国的海外领地，故英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见上述两者较为极端的例子都不符合中国的情况，中国大陆应当对离岸市场上的避税采取适中的容忍态度；但是，如果避税行为严重违法或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监管当局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人民法院也可以采用公共秩序保留的方式予以纠正。

　　对于关联企业在离岸市场上的转移定价行为，我国也应保持一定的克制，但对于严重的关联企业通过离岸市场逃税的行为，我国也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同时，我国可以尝试通过预约定价（APA）机制来调整相关问题，从而既维护离岸市场的税收秩序、又给予关联企业一定的定价自由，达到在离岸市场上双赢的局面。我国预约定价机制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依据2006年《企业所得税法》第42条和2002年《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53条的规定，企业可以与税务机关达成预约定价安排；而国税总局也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发布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机制实施细则》和《关于预约定价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预约定价的管理机构和操作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目前中国税务机关签订的绝大多数为单边APA，这不仅不利于避免国际重复征税，而且不适应离岸金融交易具有彻底国际性的特点。因此，我国有必要结合离岸金融的特点，进一步充实完善涉及APA机制的法律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借鉴主要规范双边和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OECD关于预约定价的指南的相关规定。

　　再次，我国应建立较为稳定与规范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积极参与离岸金融税收管辖权冲突的国际协调并争取参与制定有关的国际规则。

　　目前，我国在离岸业务的税收法制建设方面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主要表现在：对于离岸金融业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缺乏系统的、成文的、稳定的法律规制，而主要依靠专门的政策来调整，并经常在离岸金融业务的税收问题上一事一议、一年一个政策。这种局面显然是不适应于全面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需要的。因此，我国应抓紧制定出与整个国家税法体系衔接的统一的离岸税收法规，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