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办案规则》与现行《民事诉讼法》不属同一“位阶”之规范，故而无法而且也不应简单地以《办案规则》来取代《民事诉讼法》有关抗诉的程序规定，但若仅从这些具体规范的实质内容来看，前者已在抗诉程序内在价值的准确定位上较之后者有了一定的进步和改善。当然，客观地讲，《办案规则》中能够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抗诉程序内在价值的规范也只是孤立分散的、不成体系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规范充其量只能被看作是对“民事抗诉程序否定论”的一种零星“抵抗”和被动“应战”。而且，从检察理论层面来看，极少有学者能够自觉地站在维护民事抗诉程序正当性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和系统阐述民事抗诉程序的内在价值。相反，面对“民事抗诉程序否定论”咄咄逼人的质疑和挑战，主流检察理论翻来覆去一再强调的就是4个字——“有错必纠”，认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基本理念就在于“有错必纠”，[3]从而在“论战”中将“纠错”作为论证民事抗诉程序（制度）必要性的主要论据。我们认为，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固守“有错必纠”理念的做法似乎“理直气壮”，好象“一句顶一万句”，但若仔细分析来看，则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有错必纠”并非是用以证明民事抗诉程序（制度）必要性的可靠依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有错必纠”的过分强调，才导致了立法上和诉讼实践中对民事抗诉程序内在价值的普遍忽视。

　　众所周知，民事诉讼领域中有一些独特的原则和机制，[4]用以体现和维系私法领域的“私权自治”以及由此出发在争议解决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要求。在此基础上，“有错必纠”口号的提出和对民事抗诉实务的普遍指导，便成为一个略显“武断”的要求，乃至颇为“霸道”的操作。道理很简单，一味坚持“有错必纠”在不少场合是与民事诉讼的某些原则和机制直接冲突的。这方面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某些生效民事裁判虽然在对事实的认定和（或）法律适用上存在不尽妥当之处，但这些裁判并没有危害国家、集体以及案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各方当事人均对其不持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检察机关硬是要去“有错必纠”，不仅不利于维护民事诉讼程序应有的安定性，有违民事诉讼程序效益原则之要求，而且显然有侵犯当事人处分权的嫌疑；换一个角度来看，则民事抗诉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与效益性也就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