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将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界定为保全、利用或处分本罪所导致的不法利益且未扩大法益损害的行为。如有学者认为：与罚的后行为，意指行为人为了保全、利用或处分其先前行为之不法所得，所为之后行为，如果并未扩大先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则为先前之犯罪所吸收，而不再另行处罚{3}。
第三种是将事后不可罚行为界定为状态犯中利用或伴随不法状态且未超出状态犯构成要件的行为。如有学者认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指在状态犯的场合，利用该犯罪行为的结果的行为，如果孤立地看，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可罚性，但由于被综合评价在该状态犯中，故没有必要另认定为其他犯罪{4}；有学者认为：在状态犯中，预想着在犯罪完成后伴随着其犯罪的违法状态继续，只要其违法状态中所包含的行为已经由状态犯的构成要件完全评价，即使在形式上可以认为相当于其他的构成要件，也不构成其他的犯罪。这种行为称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5}。
强调事后行为是针对同一法益的侵犯行为，是三种概念的共同之处。因为如果侵犯新的法益，那这种事后行为应该构成独立的新罪。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种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事后不可罚行为是对同一法益的侵害；第二种概念除了强调事后行为侵犯的是同一法益之外，还强调不能扩大法益损害；第三种概念强调事后不可罚行为只能发生在状态犯的场合，而且事后行为不能超出状态犯构成要件的评价范围。比较这些差异，引申出以下三个问题：其一，保全、利用或处分不法利益的行为是否会扩大法益损害；其二，是否应将事后不可罚行为限定在状态犯的场合；其三，如何判断事后行为是否超出了状态犯构成要件的评价范围。
首先，事后不可罚行为不应扩大法益损害。必须承认，保全、利用、处分本罪不法利益的事后行为，有时候并不会扩大法益损害。例如，行为人盗窃后损毁被盗物的行为。损毁财物的行为属于处分不法利益的行为，但是被害人的财产法益已经因为盗窃行为而被剥夺，事后的损坏行为并不会加重这种侵犯。但有时候，事后保全、利用、处分不法利益的行为却加重了法益侵犯。例如，A对B施加恐吓后，又进一步恐吓B不得报案，后行为不得被吸收，即不是事后不可罚行为{6}。恐吓B不得报案显然属于保全不法利益的事后行为，这种恐吓是对被害人人身权（安全感）的再次侵犯，扩大了法益损害。再如，A伪造假币或者购买假币后又使用的，应以伪造货币罪或购买假币罪定罪，从重处罚。[3]使用假币的行为是利用本罪不法利益的行为，是对本罪法益（货币公共信用）的再次侵犯，因此，使用假币的行为并不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应“从重处罚”。在这些情况下，事后行为虽然针对的是同一法益，但却提高了法益受损害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保全、利用、处分不法利益的行为有可能扩大法益损害；没有扩大法益损害的行为固然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但扩大了法益损害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事后不可罚行为。
其次，事后不可罚行为应限于状态犯的场合。以结果的发生与犯罪终了的关系，可以将犯罪分为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均从既遂角度而言）。即成犯，是指一旦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犯罪便同时终了，犯罪一终了法益就同时消灭的情况。故意杀人罪便是如此。状态犯，是指一旦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犯罪便同时终了，但法益受侵害的状态仍在继续的情况。如盗窃犯。继续犯，是指在法益侵害的持续期间，犯罪构成符合性也在持续的情况。非法拘禁罪是其适例{4}157。前述三种关于事后不可罚行为的概念中，第三种概念和前两种概念的差别在于强调本罪是状态犯。前两种概念没有说明本罪是状态犯，但从其表述似乎可以看出本罪是状态犯，因为只有状态犯的情况下，后行为才可以继续侵犯同一法益；如果本罪是即成犯，后行为就不可能侵犯同一法益，因为即成犯在犯罪既遂后，法益即消失了，此时的后行为只可能侵犯新的法益，而不可能侵犯与即成犯相同的法益。但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杀人后之遗弃尸体行为是事后不可罚行为{1}。依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47条的规定：损坏、遗弃、侮辱或盗取尸体的行为构成侵害尸体罪。故意杀人罪是即成犯，如果认为遗弃尸体的行为是事后不可罚行为，那么就意味着事后不可罚行为的成立不限于状态犯的场合。笔者认为，在即成犯的场合，因为本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已消灭，所以后行为不可能再侵犯本罪法益，即成犯的场合没有事后不可罚行为存在的可能；在持续犯的场合，因为犯罪既遂之后犯罪行为还在继续过程中，因此也就不存在事后行为存在的余地；只有在状态犯的情况下，犯罪既遂之后犯罪行为已经终了但法益受侵犯的状态仍在持续，行为人才可能以确保、利用、处分不法利益的行为再次侵犯本罪法益。因此，只有在状态犯的场合，才可能存在事后不可罚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