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党章的制订与修改专属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全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由她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并且党章的制定与修改程序也严格于其他党内规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20条将党章的修改程序与要求与其他规则的程序作了区分。

　　(三)党章是党的根本章程，而宪法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大法

　　历史地看，宪法是从欧美传入中国的。当代人们对宪法的观点也因国家、因人而不同。我国政界比较熟悉的是，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其源自毛泽东的判断{16}[6]。我国宪法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17}[7]而现在年青一代的宪法学者对宪法的解读越来越趋向于西方式的解读。大体上都可以理解为宪法是基于一定政治理念，以限制国家权力为手段，以实现公民权利保障为目的的这样一个根本法。宪法作为全国人民的根本大法，首先从内容上，宪法规定的是一个国家中最根本的制度与内容，调整的是国家与公民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其次从法律效力上，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他所有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一切法律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若抵触则无效；最后从制定与修改程序上，宪法的制定与修改程序需要经过特别的程序，与其他法律的制定与修改相比，更为严格与复杂。除上述宪法根本性特征外，我国宪法序言宣告“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我国《立法法》则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法律体系的效力等级，宪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最顶端。我国宪法制定经过特殊的程序，交由全国人民讨论；我国宪法修改专属于全国人大；我国宪法解释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我国宪法的监督实施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由此可见，宪法属于法的范畴，由法定的国家机关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大法。

　　有学者认为，党章“就其内容和发挥的政治作用而言，必须被理解为中国不成文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1}也即意味着该学者认为党章具有宪法效力。若党章具有宪法效力，那意味着党章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如何判断一项章程或文件是否具有宪法上的效力，必须综合考虑足以构成宪法的基础性要素，而不是任意猜测。从外在形式要素判断，须以人民的名义，经人民的授权，由特定的制定机构制定；从法律效力上看，须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准则；从修改程序上看，有较为严格的程序限制；从调整对象判断，须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与公民之间社会关系{18}。而依前文有关党章的论述，党章不具备构成宪法的任何一个基础性要素。何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也从未将党章视为宪法的一部分，相反，1982年十二大修改党章时，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