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诉监督与既判力之间的一致性

　　检察院的抗诉监督导致法院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进行再次审理，并有可能改变原来已经生效的裁判；而既判力强调法院判决的终局性、稳定性，维护审判的权威。二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也正是检察院发挥法律监督功能的体现之一，是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制约关系的体现。所以，绝不能因为抗诉监督与既判力之间存在冲突，就否认抗诉监督存在的必要性；制度是在冲突中实现平衡的，并进而实现制度的价值目标。

　　首先，在深层价值取向上，抗诉监督与既判力具有一致性，司法公正是二者最终的目标。抗诉权侧重追求诉讼的外在价值，即判决的实体公正。既判力侧重体现的是法院审判权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强调的是诉讼程序的公正与效益，对程序效益的适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判决的实体公正，而判决的实体公正有利于使判决得到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同，使判决的既判力得到充分体现。允许不公正判决的存在实际是对判决既判力的最大损害。检察机关对存有瑕疵的判决提出抗诉，法院通过再审予以纠正，既重新树立了法院的权威，也重新塑造了公众对法律权威的认可。

　　其次，既判力的获得必须以司法公正为前提，所以在既判力的框架中必须容纳纠正个案错误的机制。允许不公正判决的存在实际是对判决既判力的最大损害。任何类型的司法制度，都不可能绝对地防止错误判决的产生。如果将既判力绝对化，强行维护非正义判决的既判力，这与设立既判力的初衷是相悖的。所以，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他们在采纳既判力理论的同时，又设定了纠正个案错误的机制，如法国的“非常上诉途径”、德国的取消之诉和恢复原状之诉、日本的再审之诉等。通过这些机制，使存在重大瑕疵的错误判决能够通过再审程序得到纠正，从而弥补将既判力绝对化的缺陷。在中国，启动再审程序有三种途径，一是检察院的抗诉，二是法院自主启动再审，三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请抗诉。第三种途径是间接性的，最终能否启动再审的决定权在法院和检察院，所以严格说来，只有两种途径可以启动再审。而法院自主启动再审存在很多弊端，如造成了诉审合一、违背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违反法院中立的立场等，而且，正如医生不能医治自己的病一样，让法院自己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其实际效果并不好。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检察院的抗诉监督是纠正个案错误的最重要机制了，尤其是在刑事诉讼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