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上盘查他国船只，限制有四，试论之。
(2)盘查之权每有条约范围之，试述其一二。
(3)邦国任其自护之权，不理局外旗号，而追捕船只者其例案若何？
(4)英美两国设法禁绝贩卖黑奴之事，其大端若何？
(5)美国与英国第二次启衅其故有二，试言之。
随着国际法知识的传播，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观念逐渐受到重视。洋务派一方面运用国际法原则办理对外交涉实务，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对照国际法准则，重新审视治外法权等法律问题。1864年普丹大沽口事件[4]和1874年中秘条约事件[5]的解决，就是晚清政府运用国际法知识解决涉外纠纷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为了满足外交的需要，清政府建立了近代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的成立标志着传统的对外关系的终结和近代对外关系的确立，并由此引起清朝行政管理体制的一系列变化。总理衙门是独立的行政系统，分股设官，按科办事，管辖范围和权限非常广泛，除包揽一切对外事务外，在财经方面，分户部之权，有权办理通商税收事务；在军事方面，兼掌兵部事务；在人事方面，建立一套独立于吏部之外的官吏升迁、任免、铨选制度，尤其在司法方面，中外交涉案件一并兼管，“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一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略轻略重，皆向该衙门（总理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9}逐渐成为一个总揽军事、外交、财政、文教、其权限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阁还要大得多的“内阁”。
总理衙门又是领导洋务运动的中枢机构，地方洋务派创办的诸多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厂、天津机器局、马尾船政局等都先后得到过总理衙门的批准和支持。同时也为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提供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鉴于“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况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始终虞隔。” {9}。总理衙门还作出了遣使外国的决定。洋务派重要人物郭嵩涛，薛福成、曾纪泽均出使过西方国家，向中国介绍了欧美各国的议会民主制度，成为洋务运动的新生力量代表。
总理衙门在对外交涉中，曾经领导爱国使节为扞卫国家领土、主权，在伊犁谈判中与沙俄进行了出色的斗争；为保护受虐华工，也曾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发出“革除苛待华工”的严正声明，但同时也表现出软弱和妥协，这是晚清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