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通过天命的社会控制

喻中

　　《大诰》是周公出兵东征之前，面向各路诸侯、众多大臣发表的一篇政治动员报告。其时，武王已经去世，新继位的成王尚年幼，周公居于摄政地位。管叔、蔡叔、武庚等人趁机发动叛乱。有叛乱，就有征讨。《大诰》就是关于“为什么征讨”的论证，它主要阐述了征讨叛乱者的理由与依据。

　　按照现在的国家哲学与法律哲学，对叛乱者的征讨不需要寻找其他的依据，叛乱本身就为征讨提供了足够的依据。譬如，在当代，“危害国家”、“阴谋颠覆政府”就已经构成了犯罪，构成了国家实施惩罚的正当理由。但是，在周公时代，对叛乱的征讨还需要提供另外的理由。这就意味着，周公时代的政权、国家在权威性、神圣性方面，不如现在的政权与国家。周公时代的政权、国家还需要另外的依据，而现在的政权、国家本身就是一切正当性依据、一切合法性依据的源头。这种变迁，是世界“脱魅”或“世俗化”的结果，是人的地位上升并进而取代神的地位的结果。

　　《大诰》的意图虽然很明确，但它的表达却不够简洁；不简洁的原因，也许就隐含了论证上的困难。透过这篇略显拖沓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周公旨在表达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十个字：征讨乃天命，天命不可违。按照周公的说法，是殷商的残余势力要谋反，妄想复兴，战事已不可避免。周公自己用大宝龟就战事的前景卜问天命，结果全是大吉大利。但是，很多诸侯、大臣都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周公只好反复重申：以大宝龟卜问所获得的结果，是天命的体现，在天命面前，所有的顾虑都要打消，因为天命不可违。

　　天命为什么不可违呢？对于这个问题，周公并没有给予必要的论证。由此可以推断，在那个时代，天命的效力、尤其是天命对人的约束力，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天命的效力，也许根源于天命的神秘与不可知。人世间的兴衰、成败、生死、夭寿、治乱，似乎都有一定的规律，似乎在冥冥之中受某种规律或某种力量的支配。但是，这种规律或力量到底是什么，人们并不清楚，更无力控制。对于这种强大的、异己的、不容抗拒的力量，人们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天命。因此，天命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是一个人造的圣物，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它的功能，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