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事人无法协商和解、调解不能的案件，法院必须在审限内作出判决。这是法官的基本职责，也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当判则判，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由此基本可避免“久调不决”及其他违反当事人意志的强迫诱导调解。

　　（二）其他无法进行调解的情形，如被告缺席的案件（缺席审判），当事人本人未出庭，代理律师没有调解权，共同诉讼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等情形。

　　（三）实验性诉讼，需通过判决做出标准化处理的情形。例如，法院在将群体性纠纷分案处理（如大规模侵权和物业纠纷等）的情况下，为保证此后一系列案件处理的相对统一、公平和整体利益，一般应对率先审理的首个或首批案件做出“标准”判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实验性诉讼不能以调解结案，事实上，由于调解能更好地体现商谈的价值，国外群体性案件的和解率比一般案件更高。

　　（四）隐藏着违法可能性或调解有可能导致重大法律错误的情形，如调解可能对第三人利益、公共利益造成侵害，存在恶意串通等隐患，等等。根据经验，对那些双方一同到法院要求按照协议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在诉讼中不作抗辩或不作实质性抗辩、迅速达成调解的案件，当事人回避争议事实、纠纷原因的案件，协议内容有违常理的案件等，法官通常需要从当事人身份、双方的关系，原告的起诉事实、理由的合理性，诉讼证据是否有伪造的可能等方面进行必要的审查核实，加强职权干预，如要求当事人提交相关原始证据，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向利害关系人通报并通知其参与诉讼，进行必要的调查等，如果仍然不能保证合意的真实性、合法性，法官应该及时做出裁判，包括驳回等。

　　（五）双方当事人力量明显不均衡，且弱势一方没有律师代理，法官通过释明或提示，仍不能保证当事人做出理性判断，无法确保自愿和选择的真实性，或可能导致显示公平、重大误解及其他不公正结果等情形时，法官可以超越形式的合意，依法做出判决，但应该明确说明理由。（注：在离婚或其他家事案件中，如果法官发现有严重的家暴、遗弃等行为，甚至涉及刑事责任时，尤其需要加强干预，指导当事人提出刑事自诉、向公安机关举报或提出侵权赔偿，并直接对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赡养扶养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法院基于风险的考量：其一，对当事人调解的理性、诚信度、态度、目的等存在合理怀疑；其二，即使达成调解，义务人也难以自觉履行或没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事实不清、真伪不明等情形，或涉及重大公共道德问题、在公众高度关注下调解容易引起较大误解的情形，如彭宇案。最后，案件背后涉及群体利益，调解后可能引发大量诉讼的，例如某些涉及弱势群体或政策的案件，弱势方的诉求往往缺少法律依据，通过调解，对方通常可以给予其一定补偿，并使其避免败诉后果，但如果双方不能做到保密和信守承诺、且这种处理有可能诱发更多纠纷的风险时，宁可判其败诉。如拆迁的钉子户、劳动争议、承包租赁合同等涉及群体性纠纷等。

　　五、调判结合的其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