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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个观念是“不要再提执行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2001年初的全国法院院长会议上，祝铭山副院长提出来的。他说，他出访时与外国的大法官交谈，问对方有无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难的问题，那位大法官说有，执结率也不过百分之三四十，并不能完全执行，但没有当事人批评法院的。在西方国家法院因为当事人的债权不能实现，提出法院“空调白判”的批评是不可思议的。祝副院长说，人家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执结率都很低，也没有受批评，也没有喊执行难，所以不要再提执行难，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法院报》也就很少再提了，其他一些媒体偶尔还会出现。我们过去说的原本意义上的执行难，应当说是基本解决了，1999年最高法院向中央写的报告提到的执行难，主要讲四难，即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执行的财产难动。当时难的表现是什么，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就是我们的法院干部执行在路上，因被当事人报案是抢劫，公安机关前堵后追，执行财产就动不了了。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财产要过户，找行政机关也过不了户，执行财产难动，想到银行划款也划不动，大家叫苦不迭。后来经过努力，特别是贯彻中央11号文件精神以后，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地方有的案子仍然存在被执行人难找，这是由市场经济条件决定的，资源的配置矛盾和地域经济差别，决定了人员的流动性很大，很多人在外仍不在意，还仍然觉得执行难。现在大家讲的执行难，主要是三难：一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地方和保护主义这个问题，我们法院自己是不可能解决的，现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也有它的客观性、必然性、历史性，由于现在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资源配置的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地方本能地不可能不采取封闭性地方格局性的经济，官员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又要政绩，这样地方保护主义就难免。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光靠法院是解决不了的。至于部门保护主义，是基于一个部门的利益，我们也很难解决。这里我讲一件事，行政机关正在制订一部行政强制措施法，原计划于今年8月出台，也是因为其中涉及一些问题，可能加大部门保护主义，立法机关就感觉到还需要再考虑。部门保护主义的顽固存在是执行工作的严重障碍。二是我国人治理念深厚，一些地方领导人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滥用权力干预司法的问题突出。这是中央11号文件中的话，但是这个问题更不是靠法院可以解决的。人类的历史过程中，官本位的意识很强，在少数领导人那里，只要是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他一把手就是法，这个权力干预本不是执行难，这个责任由法院来承担是不公平的。三是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动辄对抗执行，甚至暴力抗拒执行。这种暴力抗法不独对执行工作，对于国家公权的对抗，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靠法院一家难以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再提执行难。但作为广义上的执行难又客观存在，我在去年《人民司法》第五期刊出《“执行难”新议》一文中已提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理念的变化，我们应当是可以接受的。沈德咏副院长也讲，我们法院自己捡了破帽子，戴在头上就摘不掉了，这个执行难如果单指法院责任，我们就摘不下这个帽子，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
上面我讲的这些，就是一个观念不断更新的过程，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也符合实践论的哲学观点。当前我们还有一些形而上学的观点应当改变。我们强调不搞粗放式的执行，并不等于放弃强制执行的手段。我们不提倡搞大会战，不是对过去大会战的否定。中央11号文件下来之后按照当时的背景和条件，只能搞大会战这种形式，这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当时那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得到社会认同。后根据我们认识的发展，才提出应当停止。我们说不搞“零点行动”和“假日行动”，也不是说不能在这些时间内实施司法拘留、拘传和送达手段，你可以在晚上搞司法拘留、拘传，就是将来立法上规定夜间、节假日、婚丧嫁娶日不得执行，也还要看有“但书”的规定，即经过执行法官同意除外。当然，立法上可能表述为经过院长批准的也可以了，台湾强制执行法第55条就规定在禁止执行的时间里，经执行法官许可的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执行在晚上和节假日也可以，但通常情况下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规定。我们强调的是不搞“零点行动”，有的“零点行动”是把债权人拉一车，连夜去一个个债务人家敲门，轰轰烈烈地扰民，又破坏许多人的休息权，这是不允许的，但不是说，被执行人好长时间没有找到，发现其回来了，不敢去司法拘留他，不敢去制裁他，不是这种要求，经过批准是可以的，认识上不要有片面性。再比如说，我们强调推进改革，不要搞一刀切，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先后，允许有差别，也允许有多种形式，宁德市的执行权分权运行的四种形式也允许，西藏有的地方整个法院才十来人，怎么成立执行局？这方面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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