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些已经处理的犯罪分子进行翻案活动。河南省安阳市投机倒把、“汽车大王”陈希海和同案犯、原河南省农业银行行长耿振华被判刑后，关押在河南省第二监狱。陈、耿二犯利用监管工作中的漏洞，在狱中进行串供翻案活动。当他们的活动被管教人员发现后，耿振华又拉拢同监号犯人辛学斌为他们传递条子。耿还通过其家属到监狱探亲之机，将陈希海写的翻案材料，带出监狱，打印散发，影响极坏。一些地方发现，有些在去年打击经济犯罪斗争中已作免予起诉处理的经济犯罪分子，利用放宽政策之机，要求检察机关给他们平反，退还被没收的赃款、赃物。
上述情况的发生，说明当前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而且是长期的。但是，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对打击经济犯罪分子打击不力有直接影响。主要表现：
一、思想放松，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据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军事、铁路运输检察院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受理的经济案件比去年第四季度下降１３．１％，立案的案件下降１３．２％。陕西省今年第一季度共受理经济案件××件，比去年第四季度下降了４１％；立案××件，下降了８３％。浙江省今年第一季度有十五个市、县（区）院没有立过一件经济案件。应当说，经过去年的坚决打击以后，案件下降一般是正常的。但是与有些干部产生的自满松劲情绪，畏难情绪，思想放松，工作抓得不紧也很有关系。有的认为经济案件难搞，得罪人，说什么“办了一案，得罪一片”，怕穿小鞋、怕打击报复等等。因此，工作缺乏主动性，对某些可疑线索不抓紧深入调查，等案上门，以致案件下降的幅度很大。这是不正常的。
二、一些大案要案查不下去，工作进展迟缓。据军事检察院反映，到现在为止，全军掌握的经济犯罪大案要案××起中，涉及师以上干部的案件有××起，仅结案××起，占２５％；其余××起，多数早已经查清，但迟迟结不了案。如北京军区情报部部长傅喧，利用职权非法进口彩色电视机、录相机、照相机等价值人民币三万余元，混夹在公家录相设备中报销，进行私分。傅分得彩色电视机一部、收录机五部，价值七千余元。傅还有接受外商贿赂等问题。因傅系师以上干部，至今未结案处理。石油工业部华北油田石家庄办事处副主任刘伯平贪污受贿、走私案。刘伯平贪污受贿一万五千余元，走私总值六万余元，因涉及三名副省长、几十名处级干部，拖了两年之久，今年五月才办结了此案。据军事检察院统计，全军列为大要案中，触犯刑律的××起，有××起未判处。海军南海舰队广州基地后勤部副部长吉瑞臣，利用处理废船空煤油受贿四千余元案，最近，军事法院竟判决吉瑞臣无罪释放，地方上对向吉行贿的陈琪等三人都判了有期徒刑，而受贿者反而无罪释放。
三、一些大型厂矿企事业单位的经济犯罪案件没有揭露出来。各地普遍反映，目前查处的经济犯罪案件大部分发生在县以下单位，一些大型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经济犯罪案件揭露很不够，一些经济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据北京市朝阳、石景山区检察院调查。这两个区有中央和市属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１９５个，只有１４个单位办理过１４起一般经济案件，占单位总数的７％，辽宁省检察院反映，去年辽宁打击经济犯罪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斗争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揭发的经济案件很少。据统计，在１３０９个集体企业里，立案侦查的案件只涉及到１４８个单位，占１．３％；在８３４１０个商业单位里，立案侦查的案件只涉及到６９个单位，占０．０８％；在１６１４个邮电单位里，立案侦查的案件只涉及到１１个单位，占０．６８％；在６４５９个社队企业里，立案侦查的案件只涉及到２３４个单位，占３．６％。没有发案的单位是不是没有案件呢？陕西省歧山县检察院经县委同意，于去年十二月，召开了驻歧山中央、省、市属九厂一所等十三个单位座谈打击经济犯罪的问题。座谈中，这十三个单位共提供了三百多起经济案件线索，其中比较明显的贪污、受贿经济犯罪案件，就有二十一起，相当于这个县院去年办理经济案件的三倍。可见虽然去年开展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而一些大型厂矿企业，成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斗争中的“死角”。
